《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报告》(下称《报告》)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指出，过去企业外迁主体多为“三来一补”企业，行业领域集中在服装、皮革等传统产业，近年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领域。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就有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存在部分外迁引发整体外迁，龙头企业外迁导致供应链跟随外迁的风险，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报告》如是说道。
仅去年一年，深圳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
硬币总有两面。与制造业外迁同时进行的还有不断迁入的企业。近两年，迁入深圳的企业数量逐年增长，其中不乏重量级企业如顺丰控股(34.280, 0.07, 0.20%)、恒大集团、ARM (中国)等。这或成为深圳产业机构升级的机遇，吸引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投资机构等头部企业发展总部经济。
“每座城市都希望吸引总部企业，但制造业外迁亦会成为影响总部企业是否迁入的因素。”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对时代周报记者称，很多总部企业愿意来深圳是看中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但制造业外迁会逐渐破坏供应链的完整性，形成两难的矛盾。
上述预警引起了深圳重视。深圳市人大初审认为应探索建立“工业保障房”，整片统租社区老旧厂房，保障中小企业产业空间需求，帮助企业扎根深圳并发展壮大。
留住研发核心
《报告》提到，目前深圳制造业企业受扩张需要、综合营商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外迁。
“若不是整体运营成本高出一倍，我们也不想外迁。”罗福荣(化名)对此深有体会。他经营的企业以电路板制造为主，逐步增长的租金、人工推高企业整体运营成本，加上经济放缓使订单量减少，为了企业生存，2016年他将生产制造部分从深圳转移至内地。
“相较于深圳，内地有较为吸引的招商引资政策，为企业提供了租金、税收方面等优惠，有些厂房租金甚至减免了，减轻企业部分运营压力。” 罗福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内地人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员工基本月薪5000元，但同样的价格在深圳基本招不到人。”
短缺的土地，飙升的房价，高薪的人力，不断有企业“逃离”深圳，既有传统制造业，也有高新技术产业。如2014年中兴通讯(33.610, -0.47,-1.38%)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次年比亚迪(53.500, 0.32, 0.60%)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落户汕尾，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亦选择了东莞，富士康则将不少生产线移到内地诸多城市。
这些并不全然是危机。深圳的计划是推动制造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紧密结合，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在土地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背景下，制造业势必要大力创新，留住研发等核心和高端环节，注重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深圳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