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SNAI)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凯瑞商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球经济展望论坛上，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极度振荡的时期，中国国内形势也更为复杂。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显著下降，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改革创新是惟一出路。
全球增长低迷成重大挑战
原有刺激手段缺乏效果
全球经济正在低位增长，而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增长的动力已然不足。但如果这些短期政策无法依赖，那么何种手段才能确保全球经济更快速度、更稳定增长呢?
“工业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不仅会经济大量紧缩、衰退，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降低，这是全球正在发生的普遍现象。”美联储纽约、旧金山分行前研究经济学家、ASU凯瑞商学院经济学教授Bart Hobijn说:“增长背后的引擎一直在放缓。中国已经历长期的快速发展，增速稍微放缓一点也并不令人惊讶。中国早期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借鉴并赶超国外先进技术的‘迎头赶上’。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发展态势仍是比较好的。”
“目前，国际上有三种可行的刺激方式用以应对全球经济增长衰退。”Bart Hobijn 说:第一种是央行采取货币政策刺激，大部分国家下调利率以降低消费者、企业和银行的信贷成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第二种是财政政策刺激，通过直接政府支出或刺激支出的转移支付来增加需求;第三种是控制汇率，通过抑制汇率来刺激出口需求，这需要中央银行或货币发行局购买外国资产。
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Bart Hobijn 表示，这些刺激都渐渐开始缺乏效果。首先是货币政策的效果低于预期。一方面，央行的货币刺激措施与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相互抵消了;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损坏的资产负债表也阻碍了货币传导。缓慢的经济增长趋势和通货膨胀均体现在资产价值而非消费者价格，已经找不到其它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
其次，财政刺激受债务水平的限制。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财政刺激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且越来越没有必要。一个国家债务占GDP比率的临界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达到了某个临界比率，如果不能再继续借到钱，就会有巨大的财务危机，有可能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Bart Hobijn 认为，退休和医疗费用的成本导致长期财政前景惨淡，需要把项目削减与增加税收相结合，财政干预上硬违约和软赖账都是极端的选择。
另外，以出口为导向的刺激不如过去有效。自2008年全球贸易放缓，而全球贸易中，出口总值有2/3来自中国GDP。Bart Hobijn说，如果要刺激中国的出口，每增加1元人民币出口并不能够增加1元GDP。他还认为，美国政府近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将会受到抵制和反对，因为减少进口的政策，最终将影响美国国内就业者的利益。
在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晓升看来，尽管全球经济已经渐渐滑向不可复苏的泥潭，但中国经济也有其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手段之外，还有改革、党建。这两者是西方完全市场经济环境所不具备的条件。观察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如果不分析中国的改革，不观察社会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复苏依靠改革创新创新企业推动经济增长“生产率才是推动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原因，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让全世界获益。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我们将面临整个经济的放缓。生产力放缓才是真正难解决的问题。创新和技术才是真正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因。”Bart Hobijn说。
陈晓升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从原来的靠投资、出口，完全靠房地产的模式转变成靠消费、服务业、技术进步，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政府正在推动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处在哪个阶段，就决定了中国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点在什么阶段。
对于如何创新、转型升级，政策制定者可能要考虑如何改变激励机制，如何引导创新发展的方向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键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在于如何建立起更具创新性的企业，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
Bart Hobijn坦言:“我认为长期劳动力进步和生产力的增长，要比短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更加重要。解决生产力提高的问题才能让我们获取最大的利益。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重要趋势。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美国能够持续复苏，中国乃至于全球也将进入复苏周期。”
陈晓升认为，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增长仍不确定，而对于中国的复苏，毫无疑问需要依靠改革:“中国的改革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治军等。这一届中央政府在做整个改革的布局，或者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愿景的时候，思考的周期是很长的，这也将是力保我国经济复苏的核心手段。”
“但是，从短周期来看，对中国经济过分乐观亦是不可取的。”陈晓升表示，从2012年以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直持续保持在低位，也就是说中国长周期的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中国供给侧改革最大的变化是使所有行业集中度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以后，规模效应会带来成本下降，这会带来短周期的运营效率提高。但从企业领导层面考虑，对扩大再生产的战略部署仍相对谨慎。
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全球化。陈晓升认为，中国未来最具发展条件的空间和产业，首先是中产阶级所拉动的消费升级，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所在;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所带动的中国长周期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