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或“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2013年9月29日正式成立，面积28.78平方公里，2014年1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面积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
上海自贸区运行迄今已满三年。已有大量研究从建设背景、运行基础、主要成就和政策效应等方面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准确和客观的定量评估。在以下文章中，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殷华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员高维和两位学者考察了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年来对上海市GDP、出口、进口、固定资产投资这四项主要经济绩效指标的影响。
该文的研究结论是：上海自贸区建成三年来，推动上海市GDP增长率提高了1.89%，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11.02%，出口平均增长2.95%，进口平均增长13.28%。简而言之，“上海自贸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上海市GDP、出口、进口和投资增长，自贸区扩区后 制度红利 外溢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具有长期促进效应”。
期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灿烂明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逐步深化，是一个摸索、试验和积累合理制度的过程，是一个渐进性制度创新的过程。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渐进改革开放的起点，率先大胆尝试新的经济制度与管理体制，在推动地区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并将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
在经济“新常态”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和制度创新试验的前沿，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新探索，承担着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的重任，根本任务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定位依旧是“先行先试”，探索新的增长路径，但与经济特区有着本质区别：不再是中央向地方输送的政策洼地，而是以制度创新代替优惠政策，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体系，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来源。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最重要的贡献来源于制度的不断演进和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制度设计的有效调整和质量提高，可以使得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产出效率得到倍增，此即“制度红利”效应。那么，作为新一轮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探索，自贸区建设是否产生了显著的“制度红利”效应呢?
上海自贸区(官方名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最早设立，面积28.78平方公里，至2014年12月28日面积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迄今已建设运行三周年，准确和客观评价其对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下一步更加有效地开展和深化综合配套改革，以及自贸区的可复制、可推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已有大量研究从建设背景、运行基础、主要成就和政策效应等方面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多角度的定性分析，尚缺乏准确和客观的定量评估。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上海自贸区运行特征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构造上海市的反事实经济绩效，并对比上海市的真实经济绩效，考察了上海自贸区建设对上海市GDP、出口、进口、固定资产投资这四项主要经济绩效指标的影响。(所谓反事实经济绩效是指，假定上海没有设立自贸区情形下的经济绩效。)
二、理论与特征事实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的变化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资源使用效率的潜在可能性。上海自贸区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体系，以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力的产权保护和高效率的政府等。自贸区内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优质营商环境建设的“制度红利”外溢效应，以及自贸区内形成的各项成熟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将有效带动上海市的经济发展。
第一，投资管理制度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总部经济和外商投资将进一步向上海集聚。总部经济具有税收贡献效应、连锁投资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劳动就业效应和城市极化-扩散效应，这六大效应将极大推动城市的聚集和进一步发展。外商投资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能够带来大量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贸易监管制度提升了通关便利化程度，有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提升进出口系统效率，降低企业的行政管理费用;有利于营造宽松开放的贸易环境，促进商品和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增加贸易规模。
第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核心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核准制、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以政府主导经济转型发展的模式，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放松管制、强化市场机制的力量，将激发市场活力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