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世界热议，在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回应的同时，也面临一些质疑。质疑者以西方为参照系，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并与历史上的荷兰、日本、英国等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的战略及其制约。其实，这种用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来理解“一带一路”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但中国的复兴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所以不能运用“大国崛起”逻辑来理解;其次，“一带一路”所涉及和解决的，远不是中国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等，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创新方式，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其中，能源走廊着眼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物流与金融等走廊着眼于贸易投资标准制定权，资金融通则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国际化，互联网、电网及智能丝绸之路建设则推动形成电子商务世界贸易规则，大力提升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则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与民主制杂交的工业进一步孕育了美国，从而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发现，这种流行说法只是西方获得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上胜利的口头禅，并非历史的真相。
他在其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观》中写道：“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书的前言写道，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齐放。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在这里，一个个伟大的帝国兴盛和衰亡，文化与竞争对手之间冲突的后果在数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这里，可以开辟看待历史的新途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深刻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大陆，中亚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觉到，巴格达的局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反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可以使中国的物价发生变化，导致印度北部马匹市场上需求的激增。这些震动沿着一个网络传播。这个网络向四面八方展开，沿着这些路径，朝圣者和战士、牧民和商人走过。货物和物产得到买卖，思想得到交流、借鉴和提炼。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有经济繁荣，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这个庞大的网络被一位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下来：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