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楼市的限购政策，主要是针对住宅。商办项目被限购，是从2016年北京通州开始的。当时通州被确定为首都副中心，市委市政府准备搬迁过去，为了抑制炒楼在全国率先限制了商办物业。
随后，高层发现北京楼市出现了问题：由于住宅限购非常严格，而商办物业不限购，因此出现了很多“类住宅”。说白了，就是批地的时候是写字楼，最后建成了住宅的样子，有独立卫生间、每套房子有上下水，有的甚至还有煤气。
类住宅的销量，一度超过住宅的销量，让北京限制人口增长的努力落空。
于是对商办物业限制的空前大招出台了：2017年3月，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不仅限购，而且禁止个人购买商办物业的时候贷款，新建商办物业还限制了最小面积(每套不得低于500平方米)。
随后，一轮“限商”大潮在全国掀起，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跟进。
当时(2017年3月30日)广州出台的政策是：
商服类(商业和办公，下同)房地产项目应当严格按规划用途开发、建设、销售、使用，未经批准，不得改变为居住用途。房地产开发企业新报建商服类房地产项目，最小分割单元不得低于300平方米。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服类物业，销售对象应当是法人单位，法人单位购买的商服类物业不得作为居住使用，再次转让时，应当转让给法人单位。新政之前，已购买的商服类物业可转让给法人单位、也可转让给个人，个人取得不动产证满2年后方可再次转让。
可见，广州的政策也非常严厉。
但问题是，中国的商办物业都供应过剩。主要原因是：
第一，地方政府重视GDP和税收，住宅没有房地产税，只能在交易的时候产生税收，而商办物业是企业使用，可以持续产生税收，因此各地新增土地往往倾向于商办物业，造成过剩。
第二，商办物业外表光鲜，装上幕墙很漂亮、时尚，可以拉高城市颜值，所以地方政府欢迎。
第三，跟住宅比，商办物业远远不是刚需。一个人有10到15平方米的办公室就足够了，人均1平米的商业面积就过剩了，但人均住宅面积多多益善。
第四，网购、网上办公对商办物业冲击很大，但基本不冲击住宅。你可以在网上购物、办公，但不能住在网上。
中国商办物业过剩到什么程度?在湖南的很多县市，去化周期可以超过240个月，也就是20年不建新房都够卖的。在深圳，办公楼空置率偏高也一直被诟病。
不是每个城市都是北京。在中国，真正有资格、有必要限制人口增长的只有北京，连上海都玩不起“人口通缩”，已经开始从临港新片区放松人口增长限制。
所以，北京以外的城市放松商办物业限制，是必然的。
更何况，天量的商办物业库存成为经济问题，鼓励买都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一直限制?
2018年12月，广州首次放松了商办物业限制，当时出台的政策是“330”新政前拿地项目可卖个人。但是，个人购买商服类物业取得不动产证满2年后方可再次转让。
2019年12月，深圳也取消了新增商务公寓“只租不售”的限制。
现在，广州的新政是：不再限定销售对象!
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显然跟稳增长的巨大压力有关。疫情正在向全球扩散，外需将受到严重影响。中国这一轮稳增长，只能主要依靠内需了。
商办物业不是普通住宅，本来就没有必要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其实压制了“可居住房屋”的增长，反而不利于平抑房价。
放松限制，一方面可以去库存，加快资金流动，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部分个人的投资和居住(公寓可以居住)需求，可谓一石二鸟。
